摘要：文 | 柳书琪编辑 | 谢丽容从哈尔滨中央大街向南20公里，是哈尔滨18个区县中最小的区——平房区，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足24万人。东北大地上每一寸土地都是历史。清初这里属于宁古塔昂邦章京，因拉滨线铁路建成，在此设平房火车站，...
文 | 柳书琪
编辑 | 谢丽容
从哈尔滨中央大街向南20公里，是哈尔滨18个区县中最小的区——平房区，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足24万人。
东北大地上每一寸土地都是历史。清初这里属于宁古塔昂邦章京，因拉滨线铁路建成，在此设平房火车站，而得名平房。1943年，日本把平房作为发动细菌战争的基地。
历史上的平房是黑龙江省工业门类覆盖率（85%）最高的区县，工业总产值占了哈市的50%。平房区整体狭长，当地人习惯分为南北厂。北厂的老牌大厂哈飞（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和东轻（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南厂的东安（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三大军工企业，是佩戴在“共和国长子”身上的勋章。
随着经济重心向长三角、珠三角转移，东北逐渐落寞。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东三省人口数约9851万人，较十年前已减少1100万人。2021年的最新统计结果显示，这一数字又下降了约120万人。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GDP增速分别为6.1%、6.6%和5.8%，明显低于全国8.1%的水平。
平房区轨迹略有不同。自2017年至2020年，平房区GDP增速始终高于全国水平。更关键的是，2021年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9.2%，虽然与北上广深杭这些前列梯队仍有差距，但高于哈尔滨市8%的水平，接近国务院2025年期望实现的总体目标值10%，在东三省表现突出。
今天的平房区，城市坐标已经改变。占地50平方公里的哈尔滨国际数据城，占据了平房区将近一半的城区面积。国际数据城2010年在平房落地，是国字头“中国云谷”之一。5公里外，新的大数据产业园又拔地而起，当中坐落着一座蓝色“魔方”式建筑，那是东北唯一一个超算中心“硅立方”。
这里有100平方公里的万兆光纤环网、全域覆盖的5G基站，云集了三大运营商云、华为云、阿里云等多家云厂商，云产业发展指数全国排名第五，东北排名第一。此外，平房区孵化了13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占全哈尔滨的半壁江山，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也占到了黑龙江省的75%。
这些数据的背后是当地政府坚持十年的数字化改造历程。智慧城市改造在中国已成大潮，中国大小城市向智慧化转型，最早可以追溯到2012年，经历了试点推广、需求驱动和全面铺开的阶段，在这一轮大潮中，哈尔滨平房区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快的，它的剖析意义在于它是最普通的、最坚持的。
全中国超过2000个三级行政区县（市辖区和县级行政区）在它的身上都能或多或少找到影子。这意味着它有最强的大众复制效应。
今年7月，笔者来到哈尔滨平房区，遍访平房区近十年几套领导班子成员，试图找到平房区十年来逆势增长密码。
近十年来，智慧城市的理念在各地开花，但囿于缺乏一以贯之的模式，或半途而废，或改弦更张。但平房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2013年建设智慧城市以来，也历任几届领导班子，却一直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这背后有一个始终不变的人——平房区智慧城市发展中心（下称“智慧办”）负责人郭立波。平房区委副书记、区长于振评价，郭立波是“扫地僧一样的人物，专业、专注、善于学习，非常受人尊重。”
郭立波戴眼镜，身形清瘦挺拔，看起来更像一位学者。从政以来，他一直在平房区工作，提到平房区时，他总是习惯说“我们家”。
在智慧办，他带领着一个20人左右的团队，负责全区的智慧城市项目。成员很年轻，有海归，也有技术、政务、财务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支持平房区数字建设的科技企业也会派员工入驻。这些外派员工与智慧办工作人员没有区别，与公司无关的事务也要参与。
一个小而有力的团队就此形成。
与其他城市的智慧办、大数据局最大的不同在于，平房区智慧办摸索出了一套数据与业务融合的路径。在许多城市，负责数据信息的部门受限于资金投入、资源等因素，只能专注于数据方面的工作，很难深入了解业务。信息化部门只懂数据，不懂业务，这是应用无法落地的最大问题 。
平房区也遇到了起初双方融合难的问题，委办局（政府各办事机关）提不出问题，也不清楚智慧办能解决什么问题。于是每个智慧办成员上门开交流会，三五次下来，了解委办局的业务和痛点，梳理思维，结合数据探讨出可能的创新点。
比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常面临检查种类繁多、规定复杂，一个人很难完全掌握，智慧办专门为此开发了一套“检查与自查”相结合的应用。一切执法过程由数据驱动，系统告诉执法人员该查什么、怎么查、依据是什么，再自动打印处罚通知。同时，商户可以登陆自查系统，对照每一项要求拍照、提交依据，后台判定是否合格，全部合格的原则上不再派执法人员上门。
长此以往，平房区委办局已经形成了一种“有事找智慧办”的工作习惯，如今的智慧办如同政府的业务与数据中台。
这种将解决方案汇集于智慧办的思路，延续到了民生问题上。基层街道、居委不再需要应付各委办局的要求，统一对接智慧办，大大减轻了他们的压力。任何民生需求由系统分配给单个委办局或跨局合作完成，系统上各委办局的民生响应情况一目了然。
政务工作背后还引入了一项“三级督办”机制。每天，工作人员手机端都会收到当日督办任务的提醒，要在一定时间内响应完成，前期由牵头单位、两办（区委办公室及区政府办公室）督办科监督。如果两级督办都没有完成，系统会直接将相关情况推送至纪委进行问责。
“每天收到督办任务都很紧张，生怕纪委找我谈心。”一位智慧办公务人员笑着说。这项机制在平房区已实行多年，久而久之已内化为人们的工作习惯：每日检查任务、不推诿扯皮、快速推进流程。
于振总结，这种智慧办扮演“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模式，带来的是“服务换资源”良性循环。“不给基层添麻烦，给基层减负，同时解决问题。”
他觉得这非常重要，“委办局会愿意给智慧办开放一些资源，这是无价的。智慧办把平台建立起来了，如果没有数据和资源在其中流通，它就是‘死’的。”
有了丰富的资源，许多应用才可以一一落地。哈南第二大道是平房区一条主干道，在大数据的精密计算与控制下，只要车辆保持55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就会一路绿灯。这在平房被称为“绿波通行”。在另外一些街道，红绿灯没有固定时长，而是根据当前的车流与人流情况，自动放行。要知道，区级政府通常没有控制交通信号灯的权限，但数字化的“排头兵”平房获得了批准。
2020年2月，疫情暴发，哈尔滨正值隆冬，街道、居委的工作人员为了登记人员出入情况，手冻得通红。平房区当时就开发出了扫码系统，比黑龙江省的健康码还早两个月。人口数据就此沉淀下来，具体到一所大学宿舍的人员名单、联系方式，校方在多次调换宿舍后都无法准确掌握，但平房区的系统里都能找到。
人们常用“数字化转型”定义城市与政府的改变，但于振的理解不同。他常说，这是一场“数字化改革”。改革意味着不是单纯用数字化方式解决问题，它需要勇气，更需要当地组织生态支撑的底气。
一次在几十人的重要会议上，郭立波就一个信息化的问题与区领导起了分歧，他撂下一句话：“我天天就干这一件事，要是干得不如你好，我就辞职回家了。”最终这位领导认可了他的意见。
如今回想起这件小事，他依然很感慨：“我很幸运，生活在这个生态里。换作其他地方的领导，可能真的就直接让我回家了。”
曾经有上级领导质疑平房区为什么要建万兆光纤，哈尔滨市才千兆光纤，平房区万兆的规模是一种浪费。但很快，通信技术的发展超出人们的预期，平房区的万兆不仅没有浪费，反而不够，2018年又再度升级至三万兆。这位领导后来承认，当时是他错了。
一位其他地方政府的领导曾评价，因为有智慧办，平房区才会如此重视智慧城市建设。但与此同时，人们公认的是，如果没有平房区相对扁平、务实的组织生态，仅凭智慧办一个小小的部门，也难以推动整个平房区的数字化改革。
从智慧办起，平房区生长出了一个数字政府的雏形，数字化的氛围在人与人、委办局与委办局之间不断生长。“我一进来就被同化了。”分管数字经济的副区长王毓琢说。
她在平房区是个“新人”。三年前，从哈尔滨南岗区调至平房区时，王毓琢也曾短暂不适应平房区的机制，但这里的氛围迅速改变了她。
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难以形容，平房区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态，外来者会不自觉地被感染。这是一种上下渗透、内外合力的氛围，如同河流改变山川地貌一般，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平房的气质。
加入平房的人们逐渐汇入河流。在党委中心组学习上，其他人都拿着发言稿，王毓琢只有一份思维导图，简单明了。起初年长的领导干部都不习惯看她的图，但王毓琢很坚持：“我抓数字经济，要从涵养数字思维开始。”渐渐地，用思维导图开会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拿走了她的思维导图，说要向省委推荐汇报的方式。
政府内部署工作，难免有“前面学语录，后面喊口号”的情况。但在平房，前后的环节都略去，会议讲究的是直奔主题，指导思想融入在各级干部的培训中。
孙颖童是平房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对办公审批流程的优化感触很深。那些依然高度依赖纸质材料、逐级报批的区政府，秘书科人员往往有十多名。但平房的文件流转全部在线上多线程进行，科室仅有六人。“人少了一半多，效率反而更高。”
阻力也不是没遇到过。
过去出差都是纸质文件层层审批，事后再填报开销、附上发票，差旅审批报销耗时耗力，极为繁琐。但现在全平房区统一使用Welink上的慧通差旅，填好出差理由、目的地、时间，剩下的操作一律省略。系统负责订票、酒店自动报销，财务人员再核算系统生成的清单。
改革之初，平房区内部也有些争议，一些人认为出差的灵活性大大降低，无法再自主安排一些行程。但要规范、要高效，必然意味着自由度的让步。
孙颖童还记得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区领导一锤定音：“不管有多少困难，政府机关的数字化再造是不能停止的。适应也要适应，不适应也要努力适应。”
哪怕现在，依然不是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接纳了数字化的理念。但孙颖童感受到，已经有一部分人对此深信不疑，十年间人员在流动，新鲜血液又加进来，平房区中已形成了一股年轻的中坚力量。
不少人离开平房区后，都感觉到强烈的不适应。曾经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的工作流程突然变得沉重、繁琐了起来，如同用习惯了智能手机，再倒退回固定电话的时代。
从刻意而不自然，到刻意而自然，再到不刻意而自然。“这就是生态的力量。”于振说，一件事如果需要“推动”，那必然会有重重阻碍。但如果人们在日常工作中被许多应用的场景经年累月地辐射着，改变会自然发生。
身处其中的人们有时也会想，为什么是平房？推行数字化的城市众多，为什么看似不起眼的平房区却能做出亮眼的成果？
一种无形的文化氛围来自平房区本身。这里地处哈尔滨近郊，有厚重的工业基因，平房区工业门类覆盖全省的85%，工业总产值占据了哈尔滨的半壁江山。哈飞、东轻、东安三大国有企业坐落于此，这些大型国企的员工、家属就是最初的平房人。因此，人们常说，平房区是“先有厂，后有区”。
历史沉淀下的工业文化是踏实、质朴的，而数字化改革最忌讳贪快。虽然平房区的数字化改革有十年之久，但实际上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打地基。于振常说，一味图快，只会让政府与民众都承受着“数字压力”，最终动作变形、走样。
在平房区政府第二办公区顶楼，有一处圆弧形的智慧城市大厅，大厅前醒目的蓝色大屏上显示着各项业务数据与进展，如今这种城市智能中枢般的大厅几乎成了所有数字化转型城市的必备展示项目。
2014年，也就是平房区建设智慧城市的次年，就有人提出应该建设一个用于参观展示的大厅，但足足四年后才正式落成。而且不同于一些地方的大厅沦为摆设，平房区的大厅发挥了区长热线指挥中心的作用，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慢”是有意为之。背后的逻辑是，脱离实际的面子工程，不能做，要做的每件事，都必须起作用。
在这里，治理生态与智慧城市间似乎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紧密关系。原先相对务实的政治氛围，让数字化率先在平房区萌芽；数字化的进程又反过来使平房区政府更高效、便民，十年间不断的良性循环让这一气氛愈发浓厚。
李儒祚家住松北区，那是哈尔滨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平房区在哈尔滨的一南一北，隔松花江相望。他每天要驱车32公里，到平房区“中国云谷”上班，这在哈尔滨已是不短的通勤距离。
“但我就愿意在这儿待着。”李儒祚说，他是哈尔滨神州精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神州精英”）董事长，公司主营智慧农业，为大型农场、各级政府农业农村局、农业合作社等提供数字化改造方案。
七年前，神州精英落户中国云谷，属于较早一批在平房区安家的高新技术企业。李儒祚之所以心甘情愿在家与公司间往返，根本原因是平房区独特的组织生态造就的营商环境。
神州精英搬到云谷后，哈尔滨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任文霞每个月都会到访。有时李儒祚需要与政府部门对接业务，她还会专门请办事人员上门解决。
任文霞是负责神州精英的“链长”。在平房区，规上工业企业及关联企业共分为九条产业链和一个产业区，包括汽车、航空、特色装备制造、新材料、食品、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一条产业链由一名区级领导带队，链长需要尽可能地解决产业链上下游的各类问题。
“平房区的大企业太多了，我们连人家的零头的零头都赶不上。”李儒祚感慨，“我们是小微企业，但人家（政府）没拿你当小微企业。”
继智慧城市“惠民”“善政”后，“兴业”是平房区最重要的任务。在这块产业结构老化、人口流失的东北大地上，以数字经济改造产业结构，让黑土地再度生机勃勃起来，是平房人最大的心愿。
平房区的传统强项工业制造业有自发性提高效能的动力，产业转型升级进展顺利。截至2021年底，平房区共有24个数字化车间，占全市的三成以上。
对于新兴科技行业，它们更看重当地的生态、配套、营商环境。十年中超过一半的时间，平房区都在为数字经济打基础。万兆光纤环网、全域5G基站、6万架标准机架、东北唯一一个超算中心“硅立方”、全国第五的云产业发展指数，都是平房区的兴业优势。
这些成果可以被概括为六个词，“网强、云好、能存、会算，平台优、场景全”。数字经济的生态中就此打下了一层厚厚的地基。
尤其对于本土中小企业，它们有能够做大做强的机会，才真正意味着一个地区的产业生态的繁荣。
在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市场换投资”的现象。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有好的项目，会优先与全国性的头部企业合作。结果却导致许多项目结束后，头部企业撤离，产业不但没有繁荣起来，反而损伤了本地中小企业。
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人才流失再度加剧。即便有企业能开出不错薪水，年轻人依然更向往南方，更不必说其他中小民营企业的吸引力了。人才的短板反过来又限制了不少有实力的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平房区现在采取的模式是，全国性头部企业到平房区开展项目，需要与当地一家国有企业哈尔滨数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哈数发”）合作。公司实体必须落地，在当地招聘人才、长期运营。有人、有落地的实体，这就相当于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今年1月，中科曙光与哈数发的合资公司就在平房区招聘了2个博士、4个硕士，“以前这都是要‘南飞’的人，现在就留下来了。”哈数发常务副总经理刘秉岩说，他也是放弃了头部企业的岗位，留在哈尔滨的人才之一。
这些还只是看得见的硬性条件与要求，更关键的是无形的营商氛围。
平房区有“早餐会”的传统。密集的时候，区政府每半月就会组织一条产业链上的企业家，到食堂用早餐。企业家们一聊，总会发现业务之间有契合点。各委办局的干部也在场，一些企业有什么困扰，有时当场就能沟通解决。
早餐会上的每一处细节都需要重视。所有的食品、食材都是平房区的企业生产的，每提到一样服务员就会拿出来展示。“要让他们感受到平房很亲，政府对企业家很尊重。”于振说。
过去有“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在东北，中小企业最常逾越的难关是融资。但从神州精英落户平房的那时起，任文霞就专门为它对接了一家上市辅导企业，之后因规模还小暂时搁置了。
申报黑龙江省“专精特新”企业，李儒祚起初很犹豫，任文霞却坚持：“有政策就试试。”上了专精特新名单，意味着公司在银行商业贷款上既可以走快速通道，又有优惠政策。最终神州精英果然申报成功了。
于振认为，政策红利是有期限的，政府工作人员要考虑的是，怎样才能切实帮到企业，而不是让政策沦为一纸空文。尤其在经济下行的趋势下，“落实一下，企业可能就活过来了。活过来了才有未来。”
从智慧城市到数字经济，平房区已经初步摸索出一套全链路的模型。如今的平房早已不是埋首于东北一隅、默默发展的小城区，这些不断打磨、沉淀下来的经验，正在其他地区得到验证。
复制的初级阶段是轻量级应用，包括小程序、软件和配套服务。比如平房区政务服务大厅一个窗口办理所有事务的模式，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软件，用户登录后办理任何事务，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推送到当地的各委办局。这套系统在哈尔滨、牡丹江、鸡西、佳木斯，以及黑龙江省之外的吉林、辽宁、天津都得到了应用。
更高层级的复制是“术”之上的“道”，当中包含整套政府运作的机制和数字思维。在齐齐哈尔，过去各政府部门的网格化管理是并行的，网格间既有交错又有空白，加上各部门间还存在数据壁垒，基层开展工作困难重重。
“平房模式”的介入，重新帮助黑龙江一座地级市梳理、盘活了现有数据，同样搭建起了一套以智慧办为纽带，基层统一对接智慧办，再由智慧办对接各部门，最后三级督办的社区治理体系。
客观来说，后者的难度远远高于前者。“不可能存在一模一样的复制。”于振对此认识得很清醒，“每一块土地都有它的特殊性，会长出不一样的生态，我们要尊重当地，不要抱幻想。”
事实上，如今平房生态下培育的一批干部，都如同数字化种子，落在其他土地上，同样要生根发芽。许多离开平房区的政府干部都曾尝试过，在新的土地上模仿平房。但既然是数字化“改革”，就意味着需要勇气与决心，需要当地组织生态的底气、数字思维的涵养。个人势单力薄，绝非朝夕之间、仅凭一招一式就能撼动得了的。
于振不着急。“先干着、先用着。”他会这么说，各地数字化转型的各类动作，都是有益的尝试。哪怕是有些尝试搁浅了，但它依然会涵养一些人的思维，改变会在不经意间到来。
他将期望寄托在哈数发上。五年内，哈数发要在北交所上市。那意味着平房已将智慧城市的模式输出至更多省市区，更意味着平房在数字产业中拥有了自己的龙头企业，围绕在它身边的企业生态、人才、商业配套都将更加完备。
往再深一层说，那或许还代表着“平房模式”进化出了新的样板。通过建设智慧城市，带动数字经济繁荣的路径已跑通，黑龙江、东北，乃至每个囿于产业结构老旧的地区都有了重生的可能。
历经十年的数字化改革，这个东北小城区趟出了一条独特的智慧城市道路，数字经济产业拥有了黑土地般肥沃的环境。丰收只需借助时间的力量。
有人评价，平房区如同在东北黑土地上开出了一朵奇迹般的太阳花。它摸清了时代的脉搏，在缝隙中摇摇摆摆，终于盛放出了自己的姿态。
作为区长，于振的愿望很朴实。“我希望越来越多优秀的人愿意留在平房、留在（黑）龙江，人才多一些、年轻的干部多一些，给平房建设更多的公园、更好的学校。”
那一天的到来甚至不必在他的任期内，因为在一块营商与民生环境更好的热土上，勤劳的人们会持续耕作，繁荣会自然到来。“我到时候也许已经退休了，就偷偷回来看看。”他说。
